引子：一位老军嫂在寻找一位妇产科主任，是因为主任良好的医德医风，高度负责的工作精神和一份真挚的拥军情怀让她无法忘怀。军嫂讲了一段40年前的故事——

    1976年冬的一个晚上，我怀孕已快九个月的肚子有些反常，不时有阵痛感。到了次日凌晨二点多钟，疼痛加极，特别是腰部酸疼得比较利害。是不是孩子快要出生了呢？按“十月怀胎”的时间还不到呀？我有点困惑，也一下紧张起来。

    思前想后，我忍着肚子疼痛从床上爬起来，慢慢地走到屋后不远的一名叫“肥妹”的赤脚医生家。当我敲开医生的家门，把情况向“肥妹”说了以后，她认为是临产的象征，要我尽快请接生婆看看。对于生孩子的事，在这之前，我和孩子他爸曾经商量过，考虑到农村接生条件较差，为了确保安全，生孩子时一定要到县城医院里去。我的许多同事和邻居也劝我要到县城医院去，这是早已决定了的事情。

    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家里，这时已是凌晨三点多钟。夜深人静，怎么办呢？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因为工作走不开，爱人还在千里外的部队里，家婆又在离家十几里地的公社胡椒场，叫家公吧又觉得不大方便，实在感到好无助。但当我想到孩子就要出生了，自己就要当母亲了，一种幸福感涌上了心头，一时不知那里来了力量和胆量。我下定决心：走，到县人民医院去！

    就这样，我随意找了几件简单的衣服便一个人悄悄地走出了家门。

    家离高州县城有10多里路程，要走过二、三里小路，再走七、八里土公路。大多数路段都在山水边，树林旁，弯弯曲曲，阴阴森森，有一段路还传说常有“鬼怪”出没。当时我十分害怕，农历十二月下旬的夜，没有月亮，到处黑乎乎的，连手电筒都没有，只能借着一点点星光摸黑前行。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尽快走到县城。那时脑子里除了孩子似乎什么也不存在。幸好在个别路段，偶尔听到附近山上传来：“喂……哎……”的互相喊叫声。那是上早班割橡胶的工人为壮胆在互相呼叫，也多少给我增添一些胆量。我眼望前方，双手紧握着拳头，似乎也忘记了疼痛，努力加快着脚步。当时真的恨不得爹娘多生两只脚。就这样经过大约一个多小时艰难跋涉，终于到了我居住在城里的一位大姐家。这时天还没亮，但街上已有零星的行人，我一颗吊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大姐一家知道我的情况后都惊诧不已，当即把我送到高州人民医院妇产科住了下来。

    那时的高州人民医院是比较破旧的，印象中是一座不高的小楼房，妇产科设在二楼，有好几间房子。那天临产住进妇产科的妇女比较多，每间产房都满满的，走廊也增设了许多临时床位。我记得与我同产房的有三位孕妇。

    妇产科的医生、护士非常好，特别听说我是军属，显得格外关心。科里一名姓麦的主任和护士经常到床前询问观察，给予指导，我在公社胡椒场工作的家婆也闻讯赶了过来帮忙照料。入院后肚子一直是时疼时缓，常有想生产的感觉。每当我有生产的感觉时，医生、护士和同房的产妇都轻轻喊着：“用力！用力！……”也记不清多少次，我用尽全身力气，但无济于事，孩子就是在的肚子里躲着“不肯出来”。时间也在这种煎熬中一分一秒地过去。同时住进产房的孕妇一个个都相继生产了，有的一到医院就生了，唯独我还在挣扎中。时间在一秒秒地过去，从疼痛开始已整整熬了三天三夜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还出现难产妇女的小孩夭折情况，让我多了一种说不出的惊恐感。面对我的情况，有些来产房照顾亲属的老人便议论开了，有的说我可能犯了“六甲”，有的说我可能……

    由于待产的时间过久，加上营养不足，我的身体也越来越虚弱，双脚浮肿得圆滚滚的，疼痛也越来越激烈。到后阶段，每次疼痛时我都要挣扎着起来站在地下，一只手扶着产床边，一只手轻轻捶背。就这样反反复复折腾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主动要求医生做腹产手术。但妇产科麦主任十分关心，非常负责任，特别是到了后阶段，几分钟就来询问检查一次。她根据我的实际情况，在不断安慰我的同时，劝我暂时不要动手术，要争取顺产，这样对母子更有好处。

    那天上午八时四十分，“宝贝”刚好满九个月，终于在众人的轻声鼓动下，顺利出生了。出生时孩子的一只手反放在后脑勺上，脐带把自己的脖子绕了三圈。医生说这种情况是相当危险的。孩子生出来后，可能是在肚子里闭得时间长，脸色通红偏暗，好久没哭。麦主任见状，往小孩屁股轻轻拍了一下，说：“你这个撑船仔（意思是说一船人都到齐了，撑船的人还不来，比喻小孩迟迟不出生），迟迟都不出来”，结果小孩“哇”的一声就哭了起来。

    孩子祖母在旁说：“是仔仔，好似老豆啊！”

    我看着孩子，望望医生，想着远在千里外的爱人，心里象打翻了五味瓶……

   （本文原载2016年7月12日《茂名日报》B5版）